有些行业在人类的历史长河里算是先天不正确的那种，黄赌毒三样位列其中。至于说收税的皇帝以及暴虐的官吏则不在此列，大概算是奉天承运之下已经漂白了。

　　说起这些东西的历史，我们会发现社会对于先天不正确的东西似乎态度颇为不同，或许是因为人的天性就是如此，所谓先天不正确是个文化的概念，但很多不正确的东西恰恰是人类的本性之故。

　　情色之好大概是所有有性生殖的动物都无法抗拒的先天本能，对于这种事情往往在历史上是网开一面的。管仲最大的功绩当然是治理国家，但第一个国家级妓院也是他所开设，取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，在国富民强、称霸于世的时候，不知道这个行业做了多少贡献。但孔子他老人家是高度赞扬管仲的，或许他并非是后世所塑造的那种老古板形象。而自从管仲这种先贤开创了这个先例之后，官妓至少到明代还是存在着。清代末年还有“”的场所，似乎也未必不是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。当然，曾国藩先生恢复秦淮风月并身体力行地游冶一番，也是振兴经济之壮举了。

　　贩毒则从来未在考虑之列，大概毒品之效果在于振奋精神、产生幻觉，并不符合利于统治的最终目的。须知情色虽然也有快感，毕竟属于发泄型的活动，满足即可不构成刺激，而毒品多少是以刺激为最终目的。虽然毒品在现代某些国家似乎有合法化的趋向，但反对的力量之大是前所未见的，至少比之情色业非罪化的反对力度要大得多。这到底是文化上的原因还是单纯地担心社会堕落，实在是很不好说的。其实就连烟草在当年天朝也是禁品之一，朱元璋就曾严令不许吸食当时称为“淡巴菇”的烟草，连可以抽税的利益都是不顾的。

　　赌这件事大概处于两者之间。历代对于赌大多采用不特别关注的态度，除非是成了规模效益之后，尤其是赌场几乎有公开化的趋势之时，往往会采取一些措施来管束一下，民间自己的小赌一般是不管的。固然也有三令五申的时候，只是无论在文化上还是生活上，管理的成本大概是高于收益。

　　国人最开始明白赌是一种生意，大概也是清末的时候，那时候广州得风气之先，仿西来的彩票制度而设立自己的彩票，而且是颇具大清特色的彩票：赌中举举子的姓氏。据说当时有庄家到处打听有着偏僻姓氏的举子，然后高价买枪手为之赴考，一旦高中自然利润丰厚。另有白鸽票之类的东西，大致都是仿效全民参与的彩票形式发售的。

　　就这种事而言，在现代国家已经不足为奇，毕竟没有彩票的国家还是少数。利用人的弱点、采用公平合理的方式收纳社会散碎银两来做些公益，甚至如同管仲一样补贴国用，大概也是没什么的。但当时算是民不聊生而思想绝对正确的年代，即使有这么多好处，张之洞大人打算在广东开赌的目的又是赚了钱去买枪炮，还是遭到了朝中正统派大臣的杯葛，原因就是这个“赌”是先天不正确的观念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圣朝这个系统最大的根基是先天的正确性，其中就包括了不能容忍传统上不能被接受的行业合法化的特性，一旦这种先天的正确被迫向这种先天不正确的行业低头，整个合法性的根基就会受到动摇，那就等于证明了天道有变。而情色的无烟产业大可以用洗头、洗脚来讳言之、代指之，只要不承认、不说话、不扫荡也就可以过关，赌场就是赌场，把这东西改名儿童乐园也是于事无补的。

　　先天正确的政权就有这个致命的弱点，所有的概念都是在预设当中早就设定好的，任何超出其预设概念的东西，都会动摇其基础的架构。如果一直高傲的遗世而独立自然没有问题，自从汉唐以来我们都是这么做的，基本的框架没有遇到强大的外力，只是在走着自己内部颠覆、改朝换代、融合外来文化的路。一旦被足以匹敌的外部力量所冲击，整个框架马上就变得无法适应。这种无法适应最大的表现，就是变得更为保守与僵硬，如同小动物装死一样。

　　当然，有时候还有另外一种状态。表面上依然坚守某些先天正确的东西，但实际上已经完全不相信了。这时候接受起新鲜事物来还是挺快的，只是接受的是新鲜事物的哪一方面就实在是难说了。中国的近现代史上这方面的教训不少，建设合法的赌场都算是小事呢。